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对他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的摆脱。（1784年 9 月 30 日《什么是启蒙》）当下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进程，就是价值观领域一场如火如荼的大启蒙，然而，要在人们灵魂深处闹革命，决非?事。
　　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答案是肯定且稳定的，一经形成，不可能在短时间发生改变，以诚信为例，鲜有人认为尔虞我诈是社会应该倡导的价值理念，大多数人也都愿意与诚信之人相邻，试想两个社会，一个社会，人民彼此之间、和政府之间缺乏信任，道德水平低落，人人都设法钻空子以牟利，国家靠严厉的刑法来维持，因而有庞大的警察、法院和监狱系统；一个社会则相反，彼此有牢固的到的信赖，很少动用法律手段。很容?得出结论，生活在后一个社会中的人会感觉更安全、更融洽、更富裕。
　　然而，价值准则具有稳定性，并不意味着社会风气就会一直高尚下去，恰恰相反，现实生活中，有能力作出正确价值判断的人未必愿意去实践；文化素养高的人未必是德行高的人，社会风气的水平受一些社会事件的心理暗示的影响。
　　社会生活中，心理暗示甚至是明示，无处不在。男人，不能打扮成女人的模样，走路要靠右行等等，当然，还比如，过马路要看红绿灯，不能随意把公交牌扛走，不能打骂别人，不能随意把马路刨个大坑等等。所有藏在这些明示和暗示后面的共同理念就是如何实现整体人群利益最大化，对于规则的维护，这是每个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人，共同签署的看不见的契约。然而，有些个案，却给人们造成了极坏的心理暗示，几次跌倒事件，几个践踏良心的老头老太太，如同开始最先倒下去的塔罗牌，轻?就能引起道德堤坝的塌方。对于社会整体利益而言，这些始作俑者所收获的利益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却起到的极坏的示范作用，让人们发觉，原来所生活的这个社会，行善也是需要成本的，善行自然就会变少。
　　我们说，这些“坏”人们为了一己私利 , 肆无忌惮地向公共的生活领域倾倒精神垃圾的时候，忽视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常识——在被污浊的精神垃圾汇成的浊流冲击、甚至是摧毁的道德堤坝上，站着的不仅仅是他人，还有他们自己。
　　当然，他们更不曾拿费尔巴哈多年的温馨提示当回事：“为了自保，为了享受幸福，与一些具有与他同样的欲望、同样厌恶的人同住在社会中。因此道德学将向他指明，为了使自己幸福，就必须为自己幸福所需要的别人的幸福而工作；它将向他证明，在所有的东西中，人最需要的东西乃是人。”
　　创新出何种惩罚机制，将这些他们和潜在的“他们”启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场攻坚战。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自我的批判，也尤为重要。2014 年，南京，去往中山陵的车上，导游热情洋溢讲解着孙中山陵墓的建筑之伟，耗资之巨，规格之高，还时不时的把孙中山先生与古代帝王比肩。
　　如我们所熟知的，千百年以来，封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不主张人生而平等，倒是主张生而不平等，在国要听君的，在家要听爹的，最倒霉的就是做女人，听完爹的听夫的，听完夫的听儿的。孙中山先生漂泊一生，矢志不渝，就是为了推翻帝制，打破三纲五常，还权于民，实现人与人的平等。然而，一个多世纪之后的被启蒙者们，竟依然使用启蒙者所猛烈批判的价值观，对他进行顶礼膜拜，哀莫大于此。
　　价值观领域的启蒙，需要启蒙者，更需要自我的启蒙。现实生活之中，从小我们被教育要做一个诚信的人，然而，步入社会，突然发现，做老实人，并不是那么合时宜，说句假话，走个假手续，办个假离婚，不仅不会遭报应，还会有实惠。于是我们一边骂着老师们就是骗子，一边开始对人不够诚信，对事不够诚实，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总在寻找可以投机的机会，进而获利。当把门关上，这种人，我们对他们的评价是聪明、灵活，而那些实事求是的却被冠以死板的称谓。
　　我们憎恶拼爹现象，厌恶不公平的现象，但是，每每我们择业，评职称，升迁，冒在脑袋里的第一个想法，何尝不是送送礼，拉拉关系，走走后门，于是，先是我们绑架了规则，而后规则又把我们绑架了。也难怪骆家辉离任中国大使时，朋友圈里流传着这样一句骆氏名言：中国人并不在乎公平不公平，而是自己是不是既得利益者。
　　我们常吐槽，社会这不好，那不好，然而，事实上，每个自身难脱其咎，因为我们始终也参与其中。就如同，我们一门心思的抱怨交通状况不好，却依然凑够一伙人就“中国式”过马路一样。
　　情如种种，不胜枚举。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有不流血牺牲者，今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辈始。
　　我想，今日价值观领域深刻变革，更离不开“我辈”的一份血性，对那些不正义的现象进行深刻的批判，对于自身进行自我的启蒙，不只是一味抱怨黑暗，而是去点亮一盏盏烛光。